東尼大木,知名AV男優。
原名野上徹,1971年12月17日出生於東京都中野區。
從事AV工作已達20年,據稱曾與7000人交手。
戲路以變態凌辱居多,擅長變態、陰沉的角色設定,常在人妻、亂倫片中出現。
以「暗黑周董」身份走紅後,組成TONY BAND樂隊,現役成員除主唱東尼外,還有貝斯手ARI、結他手MASAKI、鼓手GAKU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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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影/林哲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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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人一生平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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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尼大木,知名AV男優。
原名野上徹,1971年12月17日出生於東京都中野區。
從事AV工作已達20年,據稱曾與7000人交手。
戲路以變態凌辱居多,擅長變態、陰沉的角色設定,常在人妻、亂倫片中出現。
以「暗黑周董」身份走紅後,組成TONY BAND樂隊,現役成員除主唱東尼外,還有貝斯手ARI、結他手MASAKI、鼓手GAKU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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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影/林哲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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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人一生平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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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必須承認,在到達現場之前,我對東尼大木的樂隊演出並沒有太高的期待。
一個AV男優因為長得像周杰倫而走紅,他就真的去組了一個樂隊,名字直白地叫做TONY BAND,這怎麼聽都不像是一個讓人能夠認真對待的樂隊。
從床上走到台上,東尼大木並沒有多穿一點衣服,雙腿岔開時,浴袍底下的紅色丁字褲一覽無餘。他在台上做的第一件事,是把手指插入一個充氣娃娃的「下體」,從裡面掏出幾個過期安全套扔到台下。
但TONY BAND不僅僅是這些噱頭而已。他們的音樂是相當老派、正氣十足的熱血硬搖滾。東尼的歌聲根本不像網上流傳的影片裡聽起來那麼粗糙,樂手的表演也專業而認真,令人不得不認同這確實是一場出奇好看的演出。
表演的最後,觀眾們舉著套套吹成的氣球在台下揮舞,舞台的燈光透過塑膠薄膜,竟然也散射出一些略顯渾濁、但依然浪漫的氛圍。
那時的東尼大木笑得滿臉都是皺紋,那是一種我們都經常聽說的、真正流露著「熱愛音樂」心情的笑容。為了一個從小未能實現的歌手夢,已到中年的東尼大木站在舞台上竭盡全力地跳躍、甩動,粘稠的汗水淋在前排觀眾的臉上。
我在被他們真切地感動的同時,又暗自慶幸於出現在舞台上的體液只有汗液而已。
和AV男優一起組樂隊
「我想要金錢、想要唱歌、想要女孩的歡呼聲、想要性。做男優的話,除了歡呼聲,錢和性都能夠得到。」說到為什麼要做AV男優,東尼大木的回答坦誠得驚人。
至於唱歌這個夢想,在東尼大木聽到尾崎豐十五歲時的試音表現時,他就決定要先放棄了。「我想,我絕對永遠無法超越他的。」他說。

尾崎豐是被譽為天才的日本傳奇男歌手,帥氣、叛逆、才華橫溢,二十六歲時就離奇死亡。今天的東尼大木已經四十六歲,演了二十年的成人電影,他的樂隊才剛剛開始,但他唱的並不是給他最多共鳴的尾崎豐。他的主打歌是《說好的幸福呢》,還有Slam Dunk片尾曲《直到世界的盡頭》。不過他最為人所熟知的音樂作品,大概是網路上流傳的那些用他AV剪成的《聽媽媽的話》MV,在那裡面,他圍繞著一個又一個人妻模樣的女人,露出猥瑣的笑容。
三年前,東尼大木得知自己開始在網絡上走紅。「我當時就想,怎麼利用這個機會成為一個歌手呢?不如就組一個樂隊吧!」
東尼先找到了打鼓的朋友GAKU,又找來了他的朋友貝斯手ARI一起幫忙。去年,樂隊換了新的結他手MASAKI,他是GAKU在美國留學時的同學,還曾在國外的音樂學院任教。

對於這些專業的樂手來說,「和AV男優組樂隊」,這大概是這件事情最大的吸引力所在。而對於東尼來說,他想要的不僅僅是一些幫他伴奏的樂手,而是一支真正有碰撞、有輸出、有創作的樂隊。「如果以AV世界的語言來說,前者就是付錢和別人上床,而組樂隊則是談戀愛,我喜歡你,所以想和你做愛。如果沒有愛的話,我就不會做這件事情了。」GAKU調侃道。
「不過,自從和東尼組了樂隊,我就再也不敢隨便看A片了。」結他手MASAKI笑說。
TONY、東尼大木、野上徹
結他手MASAKI在演出中會戴上金色假髮,扮演一個叫做「Jennifer」的角色,她的設定是「一個十九歲的少女,從好萊塢坐巴士來到東京」。

「我們每個人都在扮演一個角色,TONY也一樣。他不是東尼大木,那只是他在工作中的角色而已,他是野上徹(東尼大木的本名),是一個溫柔、善良、有禮貌的男人。」MASAKI說。
雖然「禮貌」這一點大概還是值得懷疑的。東尼的口頭禪是「一起開房間」,每個跟他有過一面之緣的女性幾乎都被這樣「騷擾」過。看上去,他無時無刻不沉浸在他的男優職業中。
「如果我沒有什麼要表達的,我就會寫一些色情的歌,因為我是男優。我想要通過音樂全面地去表現AV男優這個身份。」東尼大木說,他是一個AV男優這件事,對於樂隊來說只有好處,沒有壞處。「因為這些經歷,我在舞台上才可以像演員一樣投入角色,和樂隊中的其他三個人在同一水平表演。」
「通常來說,過了三十歲,做樂隊的人基本都會選擇放棄開始工作。但我開始認真想做歌手的時候就已經四十歲了。即便我們都已經是歐吉桑了,我們能夠做到,就因為我是個AV男優吧。」

作為東尼大木,他的專長是凌辱與亂倫;作為野上徹,他一臉熱情用黃色笑話讓身邊的人一起歡笑;作為TONY,他把按摩棒形狀的麥克風放在雙腿之間抖動,並抓住一切機會向觀眾展示他那條異常靈活的舌頭。
不過無論何種角色,他始終如一地把性作為他與世界溝通的方式。
「性是世界共通的語言,音樂也是。」
採訪當天剛好遇上MASAKI的生日派對。現場的主要娛樂項目是一個砸派機,幾個四五十歲的大叔玩得不亦樂乎,反而比最年輕的ARI更加吵鬧。
待“啪啪啪”的聲音停下來時,我坐在擁擠的酒吧裡,終於有機會再逮住英語最好的MASAKI多進行一點對話。
「在亞洲,傳媒和政治的力量總是在製造一種令大家互相仇恨的氛圍。而音樂能夠跨越語言的差異,成為溝通的橋樑,令大家公開地談論性,而不是對它諱莫如深。這是東尼在他自己的職業中做的,也是我們在音樂中想要傳達的。」他很認真地說。
對於一個以AV男優主唱為主要賣點、舞台表演中漫天飛舞著安全套的樂隊,他對歌曲內涵的詮釋簡直宏大得有些荒謬。

他的信心來自於他們寫的第一首中文歌《GGININDER(雞雞硬硬的)》,這也是東尼大木的口頭禪之一。「我們發現日語裡面的『チンチンビンビンだ”』(音:親親冰冰噠)和『GGININDER』意思一樣,音律也很相似,我們就覺得可以用這兩句話來寫一首歌。」說起這個,團員們都很興奮。
前一天晚上,他們第一次在現場演出這首歌,反響很好。到副歌時觀眾都跟著一起唱了起來。這讓他們非常高興。
「我們是天才!」他們像幾個高中生一樣驕傲地喊著。
「性是世界共通的語言,音樂也是。性能夠傳播得很廣,音樂也能。」我想起了MASAKI的話。
仔細想想,那個令異國的觀眾與他們一起,以兩國人都懂的語言大聲把性唱出來的夜晚,其實已經雄辯地詮釋了他所說的一切。

在採訪的末尾,當我問到TONY BAND的目標是什麼的時候,東尼大木說:
「從色情出發,為世界帶來愛與和平。」
或許他們真的做到了。
攝影:林哲旭
攝像:范博淳、林哲旭
剪接:Primal Lamb
日語翻譯:楊睿睿、Kazuhiro Morikawa、Marie Chan
器材提供:洪健鈞

五條人究竟是幾個人?
這是每個人最初面對這支樂隊時,不可避免的迷思。
問題的答案一直都沒有固定下來,但可以肯定的是,自出道起,五條人的成員就從沒達到過五個。「我們跟五月天和F4不一樣。」在一次演講活動中,他們如是說。最初,五條人是仁科和阿茂兩個人,上一張專輯《廣東姑娘》發行時,加入了年輕的鼓手小宇(鄧博宇)。現在,他們有了貝斯手于典,終於算是湊齊了一桌麻將。


海豐是廣東潮汕地區的一個小縣城。「中國的縣城,都差不多一個模樣。」五條人曾經唱過。可以想見那大概就是農村裡長出了城市,但還沒有完全長成的樣子,有著摩托車、破敗的平房和許多遊手好閒的人。
在沒玩音樂之前,仁科和阿茂基本上就是海豐縣城裡的兩個小混混。阿茂讀完高中就進了「社會大學」,仁科連九年義務教育都沒有完成,阿茂調侃說,仁科是「研究人類學的」。
那時候仁科聽說班上有個同學會彈吉他,就買了一袋最便宜的橘子前去拜師,這就是他入行的唯一成本。「我是跟一個朋友買的二手吉他,很多年後他才說,本來是跟我要的五十塊,但我只給了三十。再後來,又有一個朋友跑出來說,那三十其實也是他給的,我根本沒給錢。」

仁科和阿茂都沒有在家鄉消耗太多歲月。高中畢業不久,阿茂就來到廣州,借住在大學宿舍里。2004年,仁科也離開海豐前來投靠阿茂,二人在廣州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落腳。

不過說起出道前的職業,他們還是習慣於自稱為「兩個走鬼」。初到廣州的他們,正趕上「打口唱片」在中國最為興盛的時候。當時,西方國家市場上有一些滯銷的音響製品,因不能降價過多打亂市場,只有進行銷毀,在盤面上鋸口或打孔,再當成塑料廢品販賣到中國。在石牌橋,仁科和阿茂當起了打口販子。漂洋過海的打口唱片啟蒙了整整一代中國音樂人和樂迷,也滋養了五條人。

所以搖滾樂最終也沒能成功毀掉他們。


這些全中國也沒多少人能聽得懂的歌曲,替他們贏得了南方都市報主辦的第十三屆華語傳媒大獎的「最佳民謠藝人獎」。還有媒體說,他們是「近十年來最值得聽的廣東樂隊」。有時候,他們不願意說自己是搞民謠的。的確,他們的音樂和當下中國流行的民謠涇渭分明。但是,如果我們將之定義為「民間的歌謠」,那麼他們才真正寫出了從形式到內容,都扎根於鄉野的民謠。
「用海豐話寫歌是個挑戰,它有八個聲調,這種語言本身是有韻律的,寫得最好的狀態,就是說出來和唱出來是一樣的。」從這個角度來說,歌詞才是五條人音樂的本體,決定著旋律呈現出來的面貌。他們的音樂包含了太多令樂評人興奮的議題:方言的表達、小說式的創作、對小人物的關注、幾近白描的筆法。
今年年初,廣州美術學院的老師、博爾赫斯書店創辦人陳侗牽頭,舉辦了十幾場“五條人歌詞專題”活動,請來廣州本地的樂評人和研究者,從文學的角度專門分析五條人的歌詞。仁科與阿茂二人常會到場聽,有時也參與到對話中去。

回頭想想,阿茂在石牌橋周圍的大學門口賣打口碟,仁科在廣州最大的圖書商場購書中心前面賣盜版書,後來,他們搖身一變,成了音樂家和文化人。這讓人不禁想象,如果他們當時來賣的是水果或手機殼,或許今天就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。

2015年,五條人和中國大陸最具規模的音樂廠牌摩登天空簽約,成了陳冠希的師兄、張曼玉的師弟。
如今,五條人早就離開了石牌村,正如購書中心門口的走鬼已經缺席多年,石牌附近的“打口天堂”也被清掃一空。他們的排練房搬到了廣州的老城區海珠,隱藏在中山大學旁邊的尋常街巷。不過幾平米的小黑屋,由他們自己完成裝修,主要裝飾材料是紅白藍三色的麻布。他們第三張專輯《廣東姑娘》的封面就是在這裡拍的。

「我們不喜歡在錄音棚裡面磨,只想趕快把最對的感覺錄出來就好了。」新專輯《夢幻麗莎髮廊》花了六天就錄製完成,這一次,仁科彈起了鋼琴和電吉他,又加入了鼓的SOLO,變成了一種半即興的狀態。鼓手小宇曾出過一張電子唱片,貝斯手于典是星海音樂學院的老師,玩的是自由爵士。新的樂手也給專輯帶來了新的面貌,以往的直白趨向於柔和,還出現了從未嘗試過的器樂演奏曲。

《夢幻麗莎髮廊》裡面,只剩下三首海豐話的歌曲。

這當然無可反駁。生活場景改變了,創作也就改變了。現在的五條人,每年能待在海豐的時間屈指可數。他們的歌更像是一種「追憶」:在廣州生活的時候,追憶海豐;離開石牌後,追憶城中村的混雜和紛亂。

後記
原本,仁科邀請我們到海豐進行採訪,自2008年起,每年農曆新年五條人都要回到家鄉辦一場《五條人回到海豐音樂會》。但因為文化局沒有批准,這個傳統在去年被打破了。今年,演出再一次因無法言說的「不可抗力因素」被取消。開演前五天,他們還特意放出了一條短片,以緬懷這次曾經存在卻未能發生的音樂會。
看起來,海豐似乎越來越「回不到」了。但仁科仍然信心滿滿:「下一年肯定能辦成,因為我已經看到了未來。」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未來,就像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已經用前兩張專輯講盡了海豐的故事一樣。許多人希望他們用海豐話做更多的創作,但他們二人其卻無心去迎合這種期待:「有可能一段時間之後會回到海豐話,又或許我們以後會唱鳥語,什麼都有可能。」我想起採訪剛開始時,我問他們,專輯的走向是不是有目的的安排,仁科回了我詩意得突兀的一句話:「這一切就像彗星一樣,沒有目的。」
記者:張吃吃 廣州直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