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條人究竟是幾個人？

這是每個人最初面對這支樂隊時，不可避免的迷思。

問題的答案一直都沒有固定下來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自出道起，五條人的成員就從沒達到過五個。「我們跟五月天和F4不一樣。」在一次演講活動中，他們如是說。最初，五條人是仁科和阿茂兩個人，上一張專輯《廣東姑娘》發行時，加入了年輕的鼓手小宇（鄧博宇）。現在，他們有了貝斯手于典，終於算是湊齊了一桌麻將。

不過說起五條人，我們主要指的還是他們最初成團時的那兩個海豐青年。

立足海豐

海豐是廣東潮汕地區的一個小縣城。「中國的縣城，都差不多一個模樣。」五條人曾經唱過。可以想見那大概就是農村裡長出了城市，但還沒有完全長成的樣子，有著摩托車、破敗的平房和許多遊手好閒的人。

在沒玩音樂之前，仁科和阿茂基本上就是海豐縣城裡的兩個小混混。阿茂讀完高中就進了「社會大學」，仁科連九年義務教育都沒有完成，阿茂調侃說，仁科是「研究人類學的」。

那時候仁科聽說班上有個同學會彈吉他，就買了一袋最便宜的橘子前去拜師，這就是他入行的唯一成本。「我是跟一個朋友買的二手吉他，很多年後他才說，本來是跟我要的五十塊，但我只給了三十。再後來，又有一個朋友跑出來說，那三十其實也是他給的，我根本沒給錢。」

阿茂的情況要比他好一點。初中的時候，他還能考到全班前十名，到了高中開始聽搖滾樂後，就完全沒有心思讀書了。那一年，高考總分九百分，阿茂只考了兩百六十九分，和他第一把吉他的價格差不多。

「所以搖滾毀一生」，仁科老套地評論道。

 

縣城出走記

出身於小縣城的人大抵超不出兩種命運，要麼背井離鄉再也沒有回來，要麼留在原地安度一生。

仁科和阿茂都沒有在家鄉消耗太多歲月。高中畢業不久，阿茂就來到廣州，借住在大學宿舍里。2004年，仁科也離開海豐前來投靠阿茂，二人在廣州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落腳。

這期間，他們做過很多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：在大學蹭課、拍電影、貼海報、派傳單……那時他們已經開始了各自的創作，沒事的時候，就待在出租屋里一起玩音樂。

不過說起出道前的職業，他們還是習慣於自稱為「兩個走鬼」。初到廣州的他們，正趕上「打口唱片」在中國最為興盛的時候。當時，西方國家市場上有一些滯銷的音響製品，因不能降價過多打亂市場，只有進行銷毀，在盤面上鋸口或打孔，再當成塑料廢品販賣到中國。在石牌橋，仁科和阿茂當起了打口販子。漂洋過海的打口唱片啟蒙了整整一代中國音樂人和樂迷，也滋養了五條人。

後來，他們經周雲蓬的經紀人佟妍發掘，變成了正經八百的音樂人。2009年，他們出版第一張專輯《縣城記》，裡面總共11首歌，有9首都是用他們的母語海豐話演唱的。隨後，更加囂張的《一些風景》，直接用上了雙CD的容量，好像想把用海豐話能玩的花樣都玩個遍。

他們的音樂有著讓人不得不讚歎的創意，幾乎只用木吉他和手風琴，再加上肆意的喊叫，五條人唱出了民間戲曲的況味，把南中國的潮濕、雜亂和逼仄表達得淋漓盡致。

所以搖滾樂最終也沒能成功毀掉他們。

「2024年的魯迅文學獎得主應該是五條人」

這些全中國也沒多少人能聽得懂的歌曲，替他們贏得了南方都市報主辦的第十三屆華語傳媒大獎的「最佳民謠藝人獎」。還有媒體說，他們是「近十年來最值得聽的廣東樂隊」。有時候，他們不願意說自己是搞民謠的。的確，他們的音樂和當下中國流行的民謠涇渭分明。但是，如果我們將之定義為「民間的歌謠」，那麼他們才真正寫出了從形式到內容，都扎根於鄉野的民謠。

「用海豐話寫歌是個挑戰，它有八個聲調，這種語言本身是有韻律的，寫得最好的狀態，就是說出來和唱出來是一樣的。」從這個角度來說，歌詞才是五條人音樂的本體，決定著旋律呈現出來的面貌。他們的音樂包含了太多令樂評人興奮的議題：方言的表達、小說式的創作、對小人物的關注、幾近白描的筆法。

今年年初，廣州美術學院的老師、博爾赫斯書店創辦人陳侗牽頭，舉辦了十幾場“五條人歌詞專題”活動，請來廣州本地的樂評人和研究者，從文學的角度專門分析五條人的歌詞。仁科與阿茂二人常會到場聽，有時也參與到對話中去。

這或許難以想象：幾年前還在廣州街頭四處流竄擺攤的走鬼，現在活得越來越像兩個文人：與知識分子打交道，談論各自的文學成長史，頭頭是道地剖析自己的創作。陳侗說，既然Bob Dylan都能得諾貝爾文學獎，2024年魯迅文學獎就應該頒給五條人：「因為杜拉斯說了，2024年是文學滅亡的那一年。」

回頭想想，阿茂在石牌橋周圍的大學門口賣打口碟，仁科在廣州最大的圖書商場購書中心前面賣盜版書，後來，他們搖身一變，成了音樂家和文化人。這讓人不禁想象，如果他們當時來賣的是水果或手機殼，或許今天就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。

「海豐是故鄉，廣州也是故鄉。」

2015年，五條人和中國大陸最具規模的音樂廠牌摩登天空簽約，成了陳冠希的師兄、張曼玉的師弟。

如今，五條人早就離開了石牌村，正如購書中心門口的走鬼已經缺席多年，石牌附近的“打口天堂”也被清掃一空。他們的排練房搬到了廣州的老城區海珠，隱藏在中山大學旁邊的尋常街巷。不過幾平米的小黑屋，由他們自己完成裝修，主要裝飾材料是紅白藍三色的麻布。他們第三張專輯《廣東姑娘》的封面就是在這裡拍的。

兩個在廣州生活了十幾年的海豐人，開始講述這座城市裡發生的新的故事。

「我們不喜歡在錄音棚裡面磨，只想趕快把最對的感覺錄出來就好了。」新專輯《夢幻麗莎髮廊》花了六天就錄製完成，這一次，仁科彈起了鋼琴和電吉他，又加入了鼓的SOLO，變成了一種半即興的狀態。鼓手小宇曾出過一張電子唱片，貝斯手于典是星海音樂學院的老師，玩的是自由爵士。新的樂手也給專輯帶來了新的面貌，以往的直白趨向於柔和，還出現了從未嘗試過的器樂演奏曲。

《廣東姑娘》和《夢幻麗莎髮廊》可算是上下集，對很多人來說，這個時期的五條人「變了」。

從《廣東姑娘》起，五條人變得「聽得懂」了，開始和很多“搞民謠的”一樣，在歌詞中談論指意不明的南方和北方。

《夢幻麗莎髮廊》裡面，只剩下三首海豐話的歌曲。

不知是不是因為觸到了他們的痛點，自從《夢幻麗莎髮廊》出街，二人更加努力地為語言的轉變辯護。「像拍電影一樣，用什麼語言去寫歌詞是情節的需要，不同的歌適合不同的語言」，阿茂反覆強調。在海豐發生的故事當然是海豐話，在城市發生的故事，很自然地就要用普通話說出來。在魚龍混雜的石牌村，還有粵語、長沙話、內蒙古話，這些都被五條人寫進了歌裡。

這當然無可反駁。生活場景改變了，創作也就改變了。現在的五條人，每年能待在海豐的時間屈指可數。他們的歌更像是一種「追憶」：在廣州生活的時候，追憶海豐；離開石牌後，追憶城中村的混雜和紛亂。

後記

原本，仁科邀請我們到海豐進行採訪，自2008年起，每年農曆新年五條人都要回到家鄉辦一場《五條人回到海豐音樂會》。但因為文化局沒有批准，這個傳統在去年被打破了。今年，演出再一次因無法言說的「不可抗力因素」被取消。開演前五天，他們還特意放出了一條短片，以緬懷這次曾經存在卻未能發生的音樂會。

看起來，海豐似乎越來越「回不到」了。但仁科仍然信心滿滿：「下一年肯定能辦成，因為我已經看到了未來。」
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未來，就像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已經用前兩張專輯講盡了海豐的故事一樣。許多人希望他們用海豐話做更多的創作，但他們二人其卻無心去迎合這種期待：「有可能一段時間之後會回到海豐話，又或許我們以後會唱鳥語，什麼都有可能。」我想起採訪剛開始時，我問他們，專輯的走向是不是有目的的安排，仁科回了我詩意得突兀的一句話：「這一切就像彗星一樣，沒有目的。」

記者：張吃吃 廣州直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