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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【專訪】念念不忘,必有Reverb:more reverb那張幾經波折的處女作

    【專訪】念念不忘,必有Reverb:more reverb那張幾經波折的處女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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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more reverb (左起:阿亨、Jonathan、貓仔、力信、瑋洛、黃進)
    more reverb在去年的平安夜,推出處女專輯《Lay Down and Mosh》,並將在二月廿四日,本周五舉行專輯發佈音樂會。未知2010年的結他手阿亨和鼓手力信,剛從網上討論區相識時,有否幻想過樂隊會走到這裡。但他們在2013年剛開始錄製專輯時,應該帶著某些期望,阿亨才會在隊友逐一離去時,在樂隊的專頁寫下「The band is dead」,「嗰時諗住,冇架喇。」

    念念不忘,必有迴響,正如指尖離開琴弦,殘餘的聲頻仍會不斷reverb,才有了2017年的專輯和音樂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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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more reverb處女專輯《Lay Down and Mosh》封面
    現有六位成員的more reverb,草創期只有阿亨和力信,後來找到結他和低音結他手,四人參與不同演出,在一場菜園村音樂會結識了與樂隊「意色樓」的主音梁穎禮,「Jam吓Jam吓就有了〈推呀浪花〉,他又自己寫了詞,很自然便有了這首歌。」

    「這個方式做的音樂好organic,大部份後搖滾歌曲也是這樣自然地發生的嘛。」那時樂隊見面就Jam歌,一切自然發生的階段,他們稱之為「第一代」。連同當時新加入的鍵琴手瑋洛,樂隊累積了演出經驗和作品,也就自然地想到出碟。

    只是樂隊成員開始畢業,人生軌跡也自然生長到不知何處,阿亨說,那時剛開始錄音,有人錄了一首歌便決定離隊,「因為開始上班,要取捨,最終走了兩人。」

    2013年阿亨在社交專頁宣佈樂隊解散,其中一句是這樣的:「I think it fails for the reason of, either not having the common beliefs on things, or the lack of love or understanding between us.」(我想它失敗的原因,要不是缺乏對事物的共同信念,便是我們之間缺乏愛和體諒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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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more reverb在草民音樂節演出 (攝:Rice Move)
    百餘呎的練習室,塞了樂隊六人加上前來訪問的我,理應吵得很,但大部份時間只有把玩樂器發出的微弱聲響,剩下的多是一片靜默。阿亨呷了幾口啤酒,「嗰時我地夾band完全唔講嘢嘅。」從一開始就定位為後搖滾的樂隊,連主唱也沒有,每次見面只用音樂填滿空間。離開了音樂,他們甚至沒有對方的電話號碼、MSN,相約練習便由唯一擁有全部人聯絡方式的力信負責。

    反過來看,缺乏言語溝通的模式,正是more reverb音樂的基調。不像日式後搖都是精密計算而成的層次,也沒有歐美後搖那種爆發力,他們大部份作品就像MV〈One Man〉的主角,騎著電單車在夜色中漫遊,什麼都沒發生過,孤單感卻隨著黑夜掩上,滲進血管久久未有散去。

    創作主力阿亨形容,樂隊的歌曲「很靜」,「這是很難達到的狀態,有些人會覺得悶,所以追求娛樂的人一定不適合聽,因為不會有耐性坐下來,聽十分鐘沒有節奏的東西。」碟名的源頭,同名歌曲〈Lay down and mosh〉,其實也是他們特地嘗試創作一首「不能mosh的歌」,來調侃「聽乜都mosh到」的人。

    在寂靜中解散後,2013至2016年期間,阿亨、力信和瑋洛仍會見面jam歌,並決定把已有的歌曲灌錄成專輯,之後呢?三人的溝通障礙又再次出現--瑋洛原來由始至終沒想過解散,「用了那麼多努力才做到,解散很浪費呢…」但力信覺得換了人,已經不是原來的more reverb,於是找了三位外援樂手,打算辦完發佈音樂會便正式解散。

    外援包括樂隊Milos的兩位成員--負責敲擊樂的貓仔和低音結他Jonathan,以及黃進,是的,就是憑電影《一念無明》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那位,他負責合成器兼結他,「其實我們三個收到的訊息是,幫手打一part、出一場騷,但加入之後竟然開始寫新歌,然後就冇離開過band房了……」

    2016年有了這個六人陣容後,他們忙著準備出碟和發佈會,甚至已經寫好下一隻專輯的六首歌。新加入的成員明顯為more reverb帶來很不一樣的能量。訪問當晚剛好是樂隊綵排,有的新歌加入了小號、更重電子味的合成聲效,套用貓仔的說法,「chill很多,可以un的,不讓大家猜得到的。」

    後搖滾在九十年代出現,是主張打破搖滾曲式、音色的百花齊放時期,直至Mogwai、Godspeed you! Black Emperor等躍上主流,反而將「後搖」風格化。

    而新成員加入後的「第二代」more reverb正是回到後搖最初的精神核心,黃進說:「我覺得舊more reveb是頗唯美的post rock,較像mogwai、mono那些已經establish的後搖框架,但新的作品則是另一種,甚至不肯定係是否post rock。Post Rock的『Post』是不斷推翻上一個(框架),應該一直延續下去,如果固定了便不『post』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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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樂隊以六人陣容演出(圖:樂隊提供)
    除了音樂能量,第二代的新成員為樂隊注入的還有溝通技巧,特別是貓仔和黃進,除了在沒人作聲時,扛起應付提問的責任,甚至在途中跳出來為隊友「翻譯」。貓仔坦言,樂隊缺乏「PR」,「至少要懂得和樂隊以外的人溝通呀。」

    然後第一代隊友紛紛表示,新成員加入後,大家更願意溝通。「以前Jam的方式創作,不說話溝通,永遠不能做得仔細,現在會商量每個部份可以怎麼彈奏,以前不會的。」

    這亦意味爭拗增加不少,小至社交專頁的一則帖文,「文法啦、書面語還是口語啦,都可以由九點爭論至十二點」,甚至是否參與一場演出,都要討論一番。這些討論大都發生在whatsapp群組,也就是說,至少他們都有大家的電話號碼了。

    lay down and mosh (try not to cry)

    日期:2017年2月24日(五)
    時間:20:00 (doors) 20:30 (show starts)
    地點:Hidden Agenda(觀塘鴻圖道80號鴻圖工業大廈G/F)
    暖場嘉賓: Milos
    票價:Advance: $140(ticket only)/$200(ticket+album)
    Walk-in: $180(ticket only)/$230(ticket+album)
    CD: $100
    Digital: $70 (https://morereverb.bandcamp.com/)

    *Advance ticket is available from 16/1 at White Noise Records, Zoo Records and Hidden Agenda

    文/Practical Dinosaur

  • 【專訪】帶著口罩的幽靈:Adrian Lo關於香港的新碟《Absentee》

    【專訪】帶著口罩的幽靈:Adrian Lo關於香港的新碟《Absentee》

    《Absentee》封面(攝: Ann Chih

    「我記得,那時政府還未公佈。我是班上第一個帶口罩的人,還被朋友取笑。結果兩天後,全香港都帶口罩了。口罩在我腦海中永遠代表著一種記憶或身份,很『香港』,象徵了一種對身份的懷疑。」

    這是Adrian Lo第一件分享的香港經歷,那是2003年的「沙士」。率先帶上口罩的他不過十歲,不久便飛到英國讀書。十三年後,他已回港生活了兩年,今年正式發表首張個人EP《Absentee》,並再次帶上口罩,讓攝影師拍了一張隱約模糊的封面照。

    《Absentee》八月先推出數碼下載,預計實體專輯將連同一本Zine在年底發表。作為「二部曲」中的第一部份,全碟只收錄四首歌。綿密的電子聲效穿插在鋼琴與結他之間,像主角「缺席者」游刃有餘地探索城市的風景。

    「缺席」是種曖昧的說法,此際不在場,但正因本來屬於這裡,才算得上缺席。Adrian過去十一年的確缺席了許多事件,重新踏進香港,只能獨自紀錄著對香港的觀察。

    Adrian Lo (攝: Ann Chih

    「我在香港認識的人不多,剛好也喜歡電子音樂,它的工作方式是一個人去製造聲音、節奏,所以相比香港還很盛行樂隊文化,一班人一起Jam一種聲音出來,這種做法較貼近我。」

    獨自工作還有另一好處,就是更容易理順作品背後的邏輯。「歌曲中每樣出現的元素,都有連貫性。像〈Dragon’s Den〉出現一種鬼魅般的聲效,與歌詞有連貫性才加入。如果我不明白一樣事情出現的原因,會令我很混亂。」

    缺席者的漫遊旅程

    聆聽者也不妨跳進這樣的邏輯,從第一首歌踏進無人認識的陌生城市〈Nobody Knows My Name〉,到發現城市讓自我扭曲的〈Dragon’s Den〉,逃離危險之地,這位缺席者又在〈Selfie〉發現自己並不熟悉眼前倒影,問句「Who are you?」,意識到模糊的自我,嘗試與創作者的思考過程重疊。

    「香港人好多時都……未必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身份。」他小心翼翼地選擇著詞彙,試著解釋那種「既在又不在」的印象,「我觀察的香港人不太認識自己,可以人在這裡,但對所有事冷感;也可以身處外國,對香港所有事也有熱情;也可以返緊一份工,日日準時返工,其實唔鍾意份工。」

    他認真的觀察著香港的一切,或許與離開香港的十一年,唸過哲學、政治和政治理論有關。他笑言,讀文科好處就是課堂時間少,空餘時間可不斷看書、玩音樂,「可能因此經常『諗多咗』」。

    哲學入門101,未經檢驗的人生不值得活。「我覺得思考『為什麼』很自然,人人都會想的,我不太特別,像為什麼要買這件東西、為什麼這樣花錢、為什麼這樣用自己的時間……只是我們沒有空間,音樂世界或許能營造這個空間吧。」

    他選擇用音樂來思考、發問,因為兒時已開始接受古典音樂訓練,演奏小提琴、中提琴和鋼琴,加入合唱團、管弦樂團。後來在英國聽Radiohead,愛Tri-hop、Soul和Jazz,也曾和朋友辦演出、電台節目、拍攝Live Videos。

    佔領與創作之間,還有生活

    一直有作曲的他,就是從未發表過個人作品,所以對他來說,回港後單人匹馬做一隻完整作品,自然不過。

    Adrian Lo自小受音樂訓練,直至2016才正式推出個人作品。 (圖:Adrian Lo提供)

    但為什麼要回來呢?不知道有多少人嚮往英國的音樂場景、生活節奏,但2014年的Adrian對香港應該也有種浪漫印象,不然怎會回港後還拍了一系列關於茶餐龐、旗袍等充滿香江情懷的紀錄片,奪得不少獎項。

    「那時覺得想參與香港的變遷。」他記得是2014年9月回到香港,數天後群眾正式佔領街道,「事情發生得很快。」他思考了一會才告訴我,佔領、回港、出碟之間因果關係不是那麼直接的。「昨日、今日的事件有連貫性,我不是寫Political Record,也不能說因為參與一件事而寫一首歌。如果要說事件的影響,最大影響是我的日常生活呢。」

    海納百川的鳥托邦

    說起尋常日子,現已不再從香港缺席的Adrian,分享了第二件在香港的親身經歷。「我不喜歡一班大媽唱歌跳舞,更珍惜自己一個,但be alone在香港是一件珍貴商品。於是有天我獨自走到海邊寫了〈Waves〉,成了EP最後一首歌。」

    歌詞說,每個湧向不同方向的浪潮,最終都可被海洋接納。「我在香港學到的,是自由不代表不理其他人。一個人是被身邊的人、家庭的歷史塑造,但之後你決定怎麼運用時間和空間、去做什麼,才是自由。當一堆人運用個人意志,但追求同一樣東西時……就是我幻想出來的烏托邦吧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