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專訪】萬曉利－一個民謠歌手的自我治癒

特約記者：張吃吃

在香港，萬曉利遠不如一些比他更年輕的內地民謠歌手受主流觀眾歡迎。出生於1971年的他與周雲蓬、小河等共同被歸為“新民謠”一代，甚至有些人會叫他“新民謠之父”。

但萬曉利是難以定義的。從《走過來，走過去》的熱鬧到《北方的北方》的清冷，他平均四到五年才會發行一張專輯，並且每一次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樣貌。距離上一張專輯《太陽看起來圓圓的》發行僅一年，萬曉利已經迫不及待地走到了更具實驗意味的道路上去。合成器和鼓機成為了這次“他們之間”萬曉利三人組巡演的主角，知名度最廣的歌曲《狐狸》加入了呼麥和電子的元素，幾乎每一首歌都經過了脫胎換骨的改編。

樂隊的另外兩人中，貝斯手和薩克斯李增輝曾和萬能青年旅店合作，負責合成器的李平則是莫西子詩的製作人。三個人圍著一張方桌坐在臺上，乍看像是一場牌局。幾首歌唱罷，萬總請現場觀眾也坐在地上，現場才開始展現出它本應有的樣子。上一次巡演時，萬曉利帶著一支編制傳統的樂隊，表演風格還帶有原先的酒吧氛圍，這次卻基本隔絕了與觀眾的交流，呈現出一種間離的效果。在演出的末尾，演職人員名單伴隨著武權製作的影像在螢幕上滾動過去，像看了一場兩小時的電影，如夢方醒。

詩人尹麗川曾經形容萬曉利“像極古龍小說中的劍客”，從那以後，他似乎再也逃不開“清瘦”這個詞了。鏡頭前的萬曉利和我們所曾讀到的一樣，謙和、拘謹，大口地喘氣，長時間地思考著。那時我開始懷疑，或許他真的是一個懂鳥語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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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：Glass Onion ／萬：萬曉利

三人組與桌上音樂

G：以三人組的形式做“他們之間”巡演的想法是怎麼來的？

萬：就是今年過完年，樂隊集合時候決定的。我、李平還有增輝之前在北京待了很多年，搬到杭州，都住在一個山溝裡面，是沒有經過協商變成現在這樣。從五人樂隊變成了三個人，樂器部分也做了一些調整，譬如我從彈木結他改成了電結他，原來的電結他手李平則開始彈合成器，增輝來彈貝斯。

G：“桌上音樂”的形式很特別，靈感是打麻將的時候得來的嗎？

萬：這種改變實際上對我們來說是有一定難度的，這麼多的效果器如果放在地上，我就要不停地彎腰去調，這樣就太累了，所以就暫時放在桌子上。這是一個過渡，等以後熟練了可能就可以放在地上踩了。

G：會以這個形式長遠合作下去嗎？

萬：我想會的。

G：未來還會發行實體唱片嗎？覺得實體唱片還有意義嗎？

萬：我不拒絕數字，我做音樂的時候，也經常面對電腦。但是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對於實體唱片還是有一種情感的，所以未來還是會做唱片。

G：接下來會走甚麼風格？

萬：未來做專輯的話，不會限於這種（三人組）形式，這可能是其中一種。我也在想了好幾個方式，可能加一些管樂吧，誰知道呢。

「沒意思」的香港

G：在內地演唱一些比較上口的歌時觀眾都會和你一起大合唱，今天香港這一場是不是這次巡演裡最安靜的一場？

萬：差不多（笑）。

G：你更喜歡哪一種？

萬：其實變成這種形式後，觀眾更沒有機會去表達了，因為我們中間的氛圍做得非常足，甚至我也不太願意去溝通，不太願意去破壞這種氛圍。尤其是歌與歌之間的連接，是可以做到沒有間斷的。觀眾安靜一點，我不認為這是件壞事。

G：所以就意味著你不太喜歡大合唱了？

萬：我都接受！（笑）

G：07年你曾經來香港領獎，在當時一個採訪裡面你說覺得香港“沒意思”，這次再來還是這麼覺得嗎？

萬：其實說沒意思是因為對香港不是很瞭解，我的視角僅僅是局限於音樂的。 90年代的時候，我剛到北京，接觸了大量的外國音樂，就覺得香港只有流行音樂，沒什麼意思。

“《狐狸》對我來說太老了”

G：你的歌裡面經常寫到動物，如果要把自己比喻成一種動物的話會是什麼？

萬：有一句歌詞叫「我是一隻狐狸」，我曾經以為自己是一隻狐狸，但實際上哪種都不是我。

G：鳥也不是嗎？

萬：鳥也不是。我一直想努力地擺脫自己無意中給自己帶來的所謂的定位，它會讓你覺得自己都不像自己了。

G：你每一張專輯都會給大家很不一樣的感覺，是你對自己的要求還是自然的轉變？

萬：還是自己的要求吧。（笑）

G：第一張專輯的影子也不復見了。像《老新聞》、《下崗了》這樣的歌，那個時候你似乎比較關心政治和社會環境，但後來的音樂更加轉向了自己的內心和生活，是否代表著現在的你不太關心政治和外界環境了？

萬：因為我自己的麻煩太多了，我不想在沒有表達清楚自己之前，或者沒有找到合適的方式之前去過多地關注別的事情。其實也不是刻意做這種設定的，都是這段時間的生活方式和身體狀況造成的。

G：所以連《流氓》、《狐狸》這類說唱風格也放棄了嗎？

萬：目前是放棄了，對我來說，這種形式太老了。

一個民謠歌手的自我安慰

G：在那之後，《這一切沒有想像的那麼糟》讓你為很多人所熟知。所以你認為這一切真的沒想像的糟，還是自我安慰而已？

萬：自我安慰吧，因為那段時間狀態真的很糟糕，必須給自己打打氣。我的理想很簡單，就是出一張唱片，但沒想到第一張專輯出完之後根本沒有滿足，反而情緒非常低落，因為覺得做得不好。再加上97年到了北京之後我才打開耳朵，聽到了很多外國音樂，像一片海洋，在學習的同時，又覺得自己非常渺小和無助，挺矛盾的，於是就寫了這首歌。後來就好了很多，往喜歡的那條路上去摸索，就有了《北方的北方》。

G：於是13年的時候你開始戒菸戒酒，也更多地與別人接觸與交往。這個轉變是怎麼發生的？

萬：前年的時候，身體狀況惡化到了一個邊緣，主要是因為酒，所以從北京搬到了杭州，呼吸一些新鮮空氣，做一些有利於健康的事情。但現在身體還是有負擔，因為我的頭還是在不停地痛，每次唱歌都要提起一口氣才能唱。

G：到現在為止，翻唱歌《女兒情》還是你最為大眾熟悉的一首歌，這有很困擾你嗎？

萬：對，這個…我覺得非常遺憾，但大眾層面的東西，你是改變不了的。其實我也越來越不在乎我的歌紅不紅這件事情了，我所做的這種音樂的本質，跟流行音樂的方向是不一樣的，我最大的苦惱，只是怎麼把音樂做好。

（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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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記：在採訪中我告訴他，有位朋友每天早上醒來都會聽他的《這一切沒有想像的那麼糟》，聽完後，似乎這一天就真的不會那麼糟了。後來萬曉利說，如果要選擇一個作品讓更多的人聽到，他也會推薦這一首，因為它能夠給聽眾帶來一些正向的影響。我從未想過，常在歌詞中談論孤獨的萬曉利會和「正能量」這個詞聯繫起來。這段日子，萬曉利搬到杭州，戒煙戒酒，漸漸走出孤獨，在嘗試自我治癒的同時，也試圖去醫治那些同病相憐的人。